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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国军上尉的存照与“交代”
发布时间:2015-05-07 来源: 作者:锐明 浏览: 次 【字体:

    从友人处,看到几张老照片和一份交代材料。照片分别是一张婚仪合影和几张新郎新娘此前和后来的留影;交代材料,则是婚照上的新郎1968年填写的一份履历和交代“补充材料”。
  新郎名叫王宗贤,是友人的父亲。这张婚仪合影(图1)拍摄于民国三十五年,即1946年4月22日。照片上除了新郎新娘,还有双方的亲友:前排右一、右二是友人父亲军中的同事;前排左一、左二分别是两位军中同事的夫人;左边的伴童,是友人的姨妈,今已七十五岁,是照片上唯一确知仍健在的人;后排左一是友人的爷爷;后排左二是友人的一位本家爷爷,当时也在济南谋生;后排右一、右二分别是友人的大舅和二舅;后排右三,是本村的一位青年,其父的好友,名叫王延祖,时供职于国民党军统机构,1949年后去了台湾,退役前官拜少将。

  

 
图1  1946年4月22日,友人之父王宗贤与母亲孙玉琴结婚合影。

 

   这张民国年间市井平民的婚庆照,虽然没有显宦名门的铺排,但新郎新娘的穿戴,包括前面两个手擎花篮的伴童,倒也一丝不苟,中规适矩,俭朴而不失典雅。从画质与上面的题识判断,照片应出自专业摄影师之手,有可能是专门请照相馆的师傅来家里简单布置了一下拍摄的。照片明显看出被折叠过,想其原因,不外是为方便携带或便于藏匿吧。照片上的那几道醒目的折痕,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几十年间的播迁与遭遇,引人揣想。
  “交代材料”装在一个久未开启的信封里。友人说,这叠材料是老人去世后,从他的褥子下面发现的,这样原封未动地又放了十几年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,从信封里抽出。因年代过久,加之受过潮,页面已变得酥脆,掀解之下,纸屑纷落。这份交代材料,包括一张履历表和几页“补充材料”,写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之时。想来,这是主人精心保存的一份底稿。底稿为何还要“精心保存”?现在的人们对此恐怕很难理解。那个年代,阶级斗争的弦天天绷着,运动一来就要交代自己的历史,尤其被列入“地富反坏右”之另册的人,更是提心吊胆。为免记忆有误,前后“交代”对不上,平添麻烦,故多留底稿以备忘。
     而友人的父亲,正在这“另册”之中。因其在国军中曾官拜上尉,刚好符合“历史反革命”的资格。按解放后有关部门的规定,在国民党军中凡担任过连长或上尉以上军官的,即可获此“头衔”。

  

 图2  友人之父王宗贤1938年的照片,当在加入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之前。

  

          友人之父王宗贤,生于1921年,山东章丘枣园镇季官村人。自幼聪慧好学,在家乡读完小学后,由在济南经营杂货铺的父亲介绍,到济南仁德堂药铺当学徒,时在1935年。后又辗转到德胜永刀厂和顺兴铁工厂学徒。抗战爆发后,1938年春,十七岁的王宗贤感于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报名投考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,被录取。从其履历看,最初几年,他都是随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转战迁徙,在不同名号的军校里受训,先后被编入第二教导总队、第一教导总队、军训部入伍生第三团,还短暂地在中央军校特科干部训练班接受过培训。1944年起,担任过第五陆军医院(驻重庆)荣管处文书、襄枣(湖北襄阳、枣阳一带)师管区补充团司务长。抗战胜利以后,相继任第十九军官总队人事课上尉科员、后勤部(当为联勤总部)十三兵站医院担架连中尉排长、鲁北师管区平原团管区三大队十二中队支上尉薪的中尉队附、鲁北师管区第二科上尉科员等职务。
     履历表中,在加入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一栏后面的 “主管官”一格里,王宗贤赫然写下“团长李宗仁”。李宗仁当年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该团团长,在《李宗仁回忆录》里,李长官对五战区青年军团的建立与沿革也有所述及。其时(1968年),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大陆已经三年,李的回归被当局视为统战工作的重大成果,李也摇身一变,由“反动军阀”而为中共的座上宾。王宗贤或许也心知肚明,此时坦承自己曾为李之旧部,不但不会加重自己的“罪愆”,反而会是某种解脱。

  
  图3  1968年,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,友人之父王宗贤填写提交的履历表底稿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从“履历”看,王宗贤结婚的时候,为第十九军官总队人事科上尉科员。而婚后不久,即调到联勤总部十三兵站医院,担任担架连中尉排长,官职似乎是越当越小。考其原委,恐抗战胜利后,国军大幅裁员,僧多粥少所致。
     实际上,王宗贤此前所在的第十九军官总队,即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裁军而专门组建的。当时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几十个军官总队,第十九军官总队驻地济南,总队长为周庆祥少将,而王宗贤在履历的“主管官”一栏里填的也正是此人。这个周庆祥,与时任第二绥靖区司令的王耀武关系甚密,后调任整编三十二师师长。所部在1948年3月的周村战役中,被解放军一举击溃,周因此被蒋介石电召南京,经军法审判后枪决于雨花台。——此题外话也。那时编入军官总队的官佐,后来大部分都退出了现役,只有少数认为优秀或年轻的得以留下来继续服役。
     此后不久,王宗贤又调入鲁北师管区平原团管区。鲁北师管区及所辖的平原团管区的司令部,当年都驻在济南。师管区及所辖之团管区,属于国民党军的兵役机构,主要担负兵源的补充与训练。当时山东全省分为鲁北、鲁南、鲁西、鲁东四个师管区,鲁北师管区的管辖范围并不限于今天所理解的鲁北,包括济南、淄博都在其内,而平原团管区的职责,几乎就是今天黄河以北德州市的管辖区域。
     结婚这年,王宗贤二十五岁。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,已是一位有着八年军龄的国军军官,青春大好,前程可期。新娘孙玉琴,原籍长清,从小生长在济南,差两个月将满十八岁。这门亲事是友人的大舅给撮合的,他的大舅当年也在国民党军中供职,与友人的父亲王宗贤相熟,遂为自己的妹妹做了这桩媒。两人的结合,堪称是门当户对,知根知底。

 

   
图4  1948年夏,王宗贤夫妇在济南住所的自拍照。

 

     图4,是小两口1948年夏天在济南住所的自拍照。估计是焦距没对好,照片有些虚,但从两人的状貌和神情里仍不难想见他们婚后的恩爱与美满,尤其男主人的发型及穿着,俨然一翩翩公子,时尚青年。
    然而,就在上面这张照片拍过不久,王宗贤上尉所在的济南,便成了国共内战中第一座被解放军攻陷的省会城市。在交代“补充材料”里,王宗贤先生记述了济南城陷后仓皇出逃及后来的经历,兹录于此:
  
 (19)48(年),古历8月16日我的住处被解放(济南经一路纬四路,原恒聚旧货栈旧址,在古历8月15下班回家后,16日,解放军攻占市区,我就不能上班了)。我在解放济南前,曾听到国民党上级官员的欺骗宣传,说共产党对我们如何如何迫害。因那时我不了解共产党的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,轻信了他们的欺骗宣传,换上便衣出走了。我混在难民群中,徒步南下。在泰安坐上解放区的火车,到邹县下车,走到临城国民党控制区内,乘火车到徐州(我出走的动机,①是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恐赫(吓);②是我想找到老上司或同伙,介绍我个工作,抱有升官发财的幻想)。因徐州当时市面很混乱,一时找不上头绪。我看到小市场上一些跑单帮的挣钱很容易,我也就跑开了单帮。初次是买鸡或猪肉,到南京去卖。后来南京粮食紧张,我就贩米,打听到那(哪)次火车是开往南京去的,夜里找人把货运上车。后来徐州紧张,我就从南京跑上海。南京解放,我就从上海跑到衡阳,赁了一间房子(在衡阳下茅坪街),开了一个小铺,卖小杂货。因为挣不够开支,我又开始跑单帮,从衡阳买鸡蛋鸭蛋到广州去卖。跑了多次,没有多大盈余,最后一次赔了本钱。衡阳解放后,我赁了一间住房(仍在下茅坪)。在解放后这一时期,我依靠卖衣服吃饭,生活已成问题,我只得跑到市外乡下(30余里的集场)去挑米回来卖,或干临时壮工。约一年来的时间,在(19)50年夏天,衡阳市外地居民有愿意回家的,免费送回原籍。我去登了记,迁移户口来家。我回家后把迁移的证明交给胡延朔,那时他是乡队长。土改时我分到土地、粮食、农具等……从这开始,我回想到解放后共产党对我这类人的看待,和一般群众没有什么特殊,证实了国民党的宣传是无耻的欺骗,是造谣,是污蔑!
     我因为不习惯于农业生产,还想找点工作干,在(19)52年春,我到济南启新会计补习学校学习会计,为了企图隐瞒历史,并且瞒了岁数。当年5月底毕业。因户口在农村,不便于在济南等工作,我就回了家。
     我在学习会计的时候碰见胡汉臣(原平原团管区大队附),他正在办戏院。他约我入股,我因没有钱,没有参加入股,我说明我学会了会计,你以后用着我的时候通知我一声,我来和你帮忙,并留下了通信地点。当年秋他给我来了一封信,聘请我去当会计。我办好了迁移手续到济南去(济南榜棚街和平戏院)。胡汉臣的老婆是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,跟他的时候带着两处房子,解放前雇着老妈子,喂猫喂狗,一日三餐都是饭馆子里送饭,百不至一地自己做顿饭吃。解放前卖掉一处房子,解放后生活仍然同过去一样的挥霍浪费,又卖掉一处房子。开了戏院后,经济条件不甚宽裕,东诓西骗,张罗别人入股。由于浪费成性,负债累累,被迫停业。失业后,我到劳动介绍所去登记。为了劳动就业,我曾参加过治黄河的修堤工程,扒城墙,挖大明湖,拉地排车,当壮工等……于(19)54年春末,由劳动介绍所介绍我到新华制药厂基建科干绘图、晒图工作。仅5个来月时间,因同从济南一起调去的人张进忠打架,由于洗染了国民党军队的恶劣作风,失手用裁纸刀刺破他的屁股,结合历史污点问题,(我)被开除厂籍。回济后,找到旧识的戏院同人,到联兴剧场干茶房和检票收票等工作,直至(19)55年回家,参加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,至今。回家参加劳动后,因族家和街坊熟人都知道我当过国民党军官,我也交代过历史问题,仅写过简单的履历,一直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前,上级也没有追查过我的问题,我自己也感觉历史上没有重大罪恶活动,根本没有重视自己的历史污点,对一些自以为不关紧要的事也不愿啰啰嗦嗦的多写,只要官衔职务不错就行了,写的含含糊糊、吞吞吐吐。经清档同志反复惮(阐)明政策,耐心的引导我详细补充,可谓仁尽义至,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清理阶级队伍中,扩大教育面、缩小打击面的英明教导。对我一点也没有使用逼、供、信,为证实我的历史罪行,政府花费很大的代价,我内心非常歉疚,情愿负担这部分经济费用,以弥补我(黑体字部分在文中被用笔划掉,但仍清晰可见)基于多次检查,充分表现了不忠诚,不坦白,顾虑重重,企图马虎了事,请求上级对我严加处理,以整肃政策,而儆将来。
    (以上文字缺失)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,彻底洗刷我过去的一切毒素,跟着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立新功,决心重新做人。
     我在被揪后,从未发表过不满言论,更未造谣破坏、搧阴风、点邪火、制造舆论,企图翻案。我内心只有这样一个想法,为了下一代的要求进步,我唯一的希望,是能得到宽大处理。设若我因历史造成的罪恶,为政策所不容许,我也绝不怨天、不尤人,诚心悦服的去接受处理,今后能再争取得到宽大。
    关于养猪问题。我因为想到毛主席的教导,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,不能因为多卖几个钱,而违法乱纪,决心送了任务。因为生活开支,所剩无几,小猪价贵,一直没有买上猪。(黑体字部分在文中被用笔划掉,但仍清晰可见)
    关于植树问题。在村外圩墙下,我原有园基一块,近两年来队里耕种了,在圩墙下,尚余一部分往年我种的几棵蓖麻子。今春队里整好地后,还留下一部分。在队里给留下的空地里,我育上小树。后经大队去人实地检查,说:既未侵占集体地,暂时先不用移了,以后大队有什么规定时再说吧。
   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,我已诚恳地向政府交代了。因为年代较久,不免有遗漏之处,但在重要环节上,如对党、对人民犯有伤生害命、敲诈勒索、奸骗、贪污盗窃,或参加某种特务活动,等情,一概没有,今后如经查出,或被群众揭发,愿受政府严厉的惩处。
    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身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,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……(以下文字缺失)

  

 

图5  1968年,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,友人之父王宗贤所写的“补充材料”底稿。

 

 

图6  友人之父王宗贤所写“补充材料”之底稿


   在这份“交代”里,王宗贤详细记述了济南城破以后的经历,为了解特定时期国军溃散官兵的遭遇,留下了一则十分有价值的社会生活史料。他一边南逃,还要一边倒腾、贩卖货物以维持生计,随着国军溃败的步伐,节节南下。后来,许多逃到台湾去的国军官兵及后人,往往把这段经历称作“跑反”(严格说来,用“跑反”来形容败军的逃亡似可商榷,因为“跑反”,通常特指无辜民众对战乱的躲避)。不过他们有的跑出了,有的没有跑出,王宗贤的“跑反”就止步于湖南衡阳。对于几百万国军官兵来说,最终跑到台湾去的终究还是少数。 

 图7    1952年5月,友人之父王宗贤从济南启新会计补习学校毕业时的证书。

 

       另外,从王宗贤的这份记述里可知,即便在新政权建立之后,像他这样隐瞒身份的前国军基层军官,起初仍有些许生存的空间。回原籍以后,他分到了土地、农具,因不擅农事,还离家去济南参加了会计补习班,多方寻求谋生的出路,并一度被招工进了国营制药厂。在战争硝烟渐渐散去之后,他这位前国军的上尉军官,似乎正悄无声息地自主择业,实现着由兵而民的蜕变。后来由于他自己的过失(与人打架,失手用裁纸刀刺伤了对方),又被药厂开除,但这事看似偶然,实则也存在某种必然。新政权一旦巩固下来,随着社会控制能力的渐次强化,对王宗贤们的清算不过是迟早的事情,正所谓“躲了初一,躲不过十五”。

 图8  1956年,友人的母亲孙玉琴怀抱他一岁的大哥留影。


       我曾期望从友人那里获取更多的其父早年的信息,但他说父亲生前一直很避讳跟他们谈论过去的事情,包括上面这份交代材料,他们也是在老人去世以后才偶然发现的。在那特殊的年代里,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自己的“历史问题”影响到他们的前程,而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,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王宗贤先生在“补充材料”中所表达的“我内心只有这样一个想法,为了下一代的要求进步,我唯一的希望,是能得到宽大处理”那段剖白,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,读来仍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。

 图9    1958年,友人父亲王宗贤与友人三岁的大哥留影。这年年底,村里派他去章丘县农校红专班学过“土法炼钢”。不过,此时已在家里种了几年地的王宗贤,怎么看也不像个农民。


       不过,在老人的晚年,社会氛围相对宽松的情况下,他偶尔也会对家人谈起过往之点滴。友人说,当他父亲辗转获知,照片上那位去了台湾的同乡王延祖去世后,备极哀荣的消息时,说当年到广州贩货时,他们夫妇也是有条件去台湾的,临登船了,想到家中尚有双亲在堂,又动摇了,长官力劝不要留下,他们到底没听……
       谈到父亲的遭遇,友人说,平心而论,老人以“待罪之身”回到家乡后,并没遭太多的罪。这除了他在军队里一直从事联勤、兵役等事务,并没真刀真枪地与共产党对过阵以外,在村里,他也是有文化的人,经常代人写信,过年帮村里的人家写春联,街坊邻里对他也都很尊重,只是“文革”中象征性地被罚去扫了几天大街。的确,王宗贤虽然只有小学文化,看他的“交代”,却不乏文墨,字也写得有模有样。友人还说,因为父亲有些文化,脑筋比较灵,1958年大炼钢铁时,村里还派他去章丘县农校红专班学“土法炼钢”。他曾在父亲留下的一个笔记本里,见过他用钢笔画的土高炉的图纸,周围密密麻麻写满了修建的详细工艺和步骤……没等钢炼出来,就是大饥荒了。不过,那几年里他父亲通过变卖幸存下来的一点“家底”,间或到黑市偷偷换点粮食回来,让一家人也没怎么太挨饿。
     遥想当年,与王宗贤同时代的年轻人,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,有的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军队,有的加入了国民党军。那时,他们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机性。我熟悉的一位前辈,谈到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时说:抗战爆发后,安徽省国民政府所办的抗敌行政干校招生,他与村里的一位年轻人长途跋涉,前往投考。半路住店时,身上的盘缠尽被偷去,而前路尚远。正不知所措,恰有一支新四军的抗日救国宣传队打此路过,便请求加入。被拒绝后,仍不依不饶地尾随其后。几天下来,到底感动了带队的人,从此成了新四军的一员……于是,一次偶然的被窃,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否则的话,1949年他很难说就不会加入“跑反”的人流。而反观王宗贤,假如当年是选择了投身同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参加抗日的话,1949年以后,作为一名“三八”式的老干部,他的人生轨迹当会是另一种样子吧?

 图10  1987年,王宗贤夫妇与儿女、儿媳、孙女在自家门前留影。后排中间是友人夫妇,左右是他的两个妹妹,前面母亲怀抱的是他一岁的女儿。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王宗贤即从“历史问题”中解脱,度过了一个有尊严的晚年。


       人的命运,有时候真就悬于那冥冥中的一念之间。
     照片上的男女主人,几十年相濡以沫,抚养大了两儿三女,使他们自食其力,成家立业。男主人于1998年在原籍去世,享年七十七岁;女主人于2012年辞世,享年八十四岁。
  
(照片及资料由王延忠提供)

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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