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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小学
发布时间:2014-10-10 来源:96辑 作者:张鸣 浏览: 次 【字体:
    记得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写过一本《我的大学》,不好跟文豪攀比,就写我的小学吧。我的小学,跟高尔基的“大学”有点类似,学的内容很少,有的尽是动荡。
    我出生在北大荒——真正的北大荒,当年黑龙江垦区的起点,九三农场。父亲是原国民党新六军的少校军需,做了俘虏,被发到九三农场开荒,实际上是进了俘虏营。由于处在一个地老天荒的地方,狼多人少,阶级斗争观念不强,父亲没黑没夜地苦干,感动了领导,变成了农场的技术干部,做会计、统计和计划员。我出生之后,印象里总是在搬家,由九三农场搬到位于密山的铁道兵农垦局,然后由农垦局搬到虎林。几个农垦局最后合并为东北农垦总局,我们家也搬到了佳木斯。到了1965年“文革”前夕,父亲不能在总局机关待了,我们家又下到了位于密山县兴凯湖附近的851农场。
 
两岁时的作者

    我六岁上学,那时我家在虎林县城,父母都上班。局里有全托幼儿园,可我死活不肯去,强行送去,能顽强地哭闹一整天,阿姨们都怕了。我一直是由外婆照看的,大饥荒的年月,从小在杭嘉湖长大的外婆,万没想到北大荒居然会挨饿,她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……于是回了老家。老人家没有料到,她的老家那时还不如北大荒。不过户口已经转回去了,就不能转回来。所以,我就被送幼儿园了,看我实在不愿去,父母只好花钱托人带我,东家转西家转,好不容易蹭到六岁,妈妈走了个后门,把我塞进了虎林县完全小学。第一节课,学的是日、月、山、林。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,是因为这几个字,没上学之前我就认得。
    上学后不久,我家搬到了佳木斯。那时的佳木斯算得上是个中等城市了,但印象里好像没有几栋像样的楼。农垦总局所在的院子,就算最豪华的居民区了。我们住的是楼房,有抽水马桶,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甚至草房。在那里出入的孩子,吃的是窝头和黑面馒头,不时地打架,还偷东西,我们管他们叫野孩子。那段颇有点自豪感的日子,我过得懵懵懂懂,成绩不好也不坏,在班上也不怎么惹事。惟一的遗憾是,我们的音乐老师被抓了。那位女老师有点胖,上课不拘一格,我们无须背手端坐,甚至允许我们拉开课桌,围在她身边,听她唱歌、讲故事,我们都喜欢得不得了。至于她为什么被抓,我们不明白,大人也不让我们明白。
    另一个不明白的事,是我们又要搬家了。这回是搬到一个很小的地方,一个畜牧场。爸爸告诉我说,那里有蓝天和草地,草地上有很多的牛。我说,牛可以骑吗?爸爸说,当然。去了之后,我发现那里的确有很多花白皮肤的奶牛,但都很脏,晚上把它们关在原来的日本兵营里,白天有专门的人放牧,但根本没有人骑牛。场部所在地,是原日本一个机械化旅团的营地。刚搬去时,我家住在场部办公楼里。每天,最令我感到恐怖的事情是上厕所,蹲坑式的厕所,置有隔板,下面是很深的粪坑。一边方便,一边还要驱赶蚊子和苍蝇。
    更令我满腹牢骚的是学校。刚去的时候,农场还没有自己的学校,我们得去公社的小学上学。公社小学,一色的草房,和课桌一样破破烂烂。我的书包很鼓,怎么塞也塞不进抽屉。上音乐课,老师抬来一架破风琴,确实是风琴,四面透风漏气,老师教我们唱:乌鸦怎么叫——呜,呜,呜,呜……火车怎么叫——呼,呼,呼,呼……
 
作者与兄姐的合影

    第二学期,农场学校建好了。新教室,新课桌,心情舒畅,我的学习成绩陡然上升。再开学,学校让我跳级了,原本该进三年级下学期的我,提前进了四年级下学期。班主任从一个胖胖的女老师,换成了一位总是铁青着脸,一年四季戴帽子的男老师。
    这个男老师不喜欢我,本能地不喜欢,当然我也不喜欢他。他喜欢女同学。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图画老师,一位漂亮的长得很白的女老师,当时已有身孕,挺着大肚子给我们上课。无论我怎样乱画,她总是说好,给我最高的分数。她的家就在我家房子后面,相隔不到十米远,好几次我想去看看她,就是不好意思。
    四年级的生活没过几天,就开始“文革”了。批“三家村”的时候,我们还能正常上课,等到开始“大串联”的时候,课就没法上了,六年级和一个初中带帽的班里的学生,开始批斗老师。领头的,居然是我们的班主任。据说查来查去,就他出身贫农,根正苗红。
    不上课的日子,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男孩儿来说,是节日。天天成帮结伙,在学校打闹。但是突然有一天,我感到了恐怖。我的漂亮的图画老师被一群学生抓起来游街,身上挂着好些破鞋,脖子上还吊着一个铁桶,里面装满了石头瓦块。铁丝深深地勒进她白皙的脖子,肚子很大的她被拖着走,边走边挨打。
    当天夜里,我被一阵惊慌的扰动惊醒——图画老师自杀了。我赶紧爬起来跑过去,图画老师躺在自己的仓房里,地上都是血,她用刀片割断了颈静脉。我过去的时候,她还在蠕动,还有一点轻微的呻吟。我的班主任也赶到了,但是没有人将她送医院,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。现场开起了批斗会,看到班主任的义愤填膺,我害怕极了,仓皇逃走。那一年,我九岁。我后来写道,那一刻,我的童年结束了。
    被批斗的磨难,很快来到了我们家。父亲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,自然在劫难逃,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母亲也被一并抓走,双双关进了牛棚。开批斗大会的那天,我被同学不怀好意地拖到了会场。看到在台上双双被“喷气式”的父母,我差点晕过去。
    过了几天,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牛棚,送点东西给父母。看守收了东西,却不让我见人,还要我表态对父母的看法。无论他们怎么威逼,我都一言不发,就是不说话。还好,他们没有揍我。但是,我的思想态度,被迅速反映到了学校。那时的学校,已是我那位班主任的天下。此前,我已跟他吵过多次,这次,一个告示贴出来,我被开除了。那是1967年,我刚好十岁。
    如果在城里,一个半大小子在家里晃荡一年,不是流氓也变小偷了,好在我们那里是偏僻的农场,没这个机会。家里遭难,殃及鸡鸭。家里养了好些母鸡和鸭子,母亲被抓走了,我和小哥哥养活自己都难,又不忍心把它们杀了,只好送人。我们俩身上长满了虱子跳蚤,咬的浑身大包,挠破了脓水直流。冬天,屋里像冰窖一样,六方形立体白霜,破棉袄露着棉花,手脚冻得裂着血口子。
    说起来,我的命还是挺大的,我就这样活下来了。直到有一天,班主任不知怎么被查出“反右”时是中右(那时他在老家),他的“好日子”于是到头了。学校改由几个复员兵“主政”,其中一个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,对我印象还好,通知我再去上学。
    重返学校,日子也不好过,课上的有一搭无一搭,不仅经常接受老师的训斥,还要被成份好的同学欺负。我不能还手,还手就是“阶级报复”,可我还是经常还手,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,嘴都张不开。这种局面,直到有一天学校要组织大批判组写批判文章、出墙报板报时才算结束。管事的全校寻觅,发现只有我能应付写写画画。于是我成为大批判组的编外组员,同学们立马高看我一眼,此后的日子好过多了。
    我的小学,就这样结束了。满打满算我只上了两年半的课,幸亏我很早就喜欢看书,看那种大本的满是字没有画的书。我写大批判稿的那点“本事”,是靠自己连蒙带猜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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