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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曹诚英的故事
发布时间:2017-12-05 来源: 作者:胡恩金 曹立先 浏览: 次 【字体:

  

曹诚英是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。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旺川,1925年进入南京东南公学(中央大学前身)农艺系读书,193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学,1937年获硕士学位回国,先后在安徽大学农学院、四川大学农学院和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,讲授园艺育种和遗传学。1952年任沈阳农学院教授,在马铃薯品种改良和高产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。1956年被聘为沈阳市政协委员,是九三学社社员,1973年在上海病逝。

 曹诚英是我的四姨奶奶,按照安徽绩溪翚岭以北乡镇的习惯称呼,称之为四姨婆。我和她相识于1946年,最后一次见面是1964年,其间多有交往且互通书信。她随信寄来的一些照片,至今已有五六十年,我始终珍藏在身边,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点滴家事

 

曹诚英的父亲曹耆瑞是我的曾外祖父,自幼外出经商,在武昌开设师竹友梅馆从事装裱业务,经营茶庄遍布武汉三镇。曾外祖母为安徽休宁人,名曰汪耆淑,与曾外祖父生有三个女儿。过去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,曹家三姐妹都嫁给了有钱的胡姓大户人家。长女大娟嫁给绩溪宅坦胡观泰,二女桂娟即我的祖母嫁给绩溪上庄胡祥钧,三女细娟嫁给绩溪上庄胡适同父异母的三哥胡嗣秠。曾外祖母去世后,曾外祖父续娶了四川女子谭莲子为妻,生有二子诚克、成恭(幼亡),一女诚英。曹诚英是曾外祖父的第四个女儿,字佩声,乳名丽娟,诚英是家族行名。
我的祖父胡祥钧是徽墨世家胡开文创始人胡天注的八房胡贞松之子,原为汉口胡开文贞记墨店制墨师。1900年在上海创办了徽州胡开文墨庄。1909年正式向上海工商局申报注册,店号为“广户氏老胡开文”,经营徽墨、墨汁、毛笔及其他文具用品,在上海本埠广设分号,还在汉口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等地设立分号和销售点。

我的父亲胡洪钊是祖父的独子,生于1906年,192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,1929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,1932年获硕士学位。他是继胡适之后安徽绩溪上庄又一位出国深造的学者。

我的生母也是绩溪曹家的女儿,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,不幸于1951年病逝。1952年,父亲与继母结合,又生了一弟一妹。

 

上海相识

 

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,即1946年的一天,听家人说父亲的四姨曹诚英要从重庆来上海,那年我刚十岁,还在小学读书。早就听说父亲有一位亲四姨是大学教授,我想她一定很有学问。没过几天,我家来了一位身材修长,容貌秀丽,脑后盘个发髻,说得一口江南普通话的中年女士。父亲介绍,这就是四姨婆曹诚英。抗战时期,她在迁至重庆的复旦农学院任教。抗战胜利,又随复旦农学院迁回上海。她举止端庄文静,和蔼可亲,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我家住了几天,四姨婆就去上海江湾的复旦农学院教书了。

以后几年,每到寒暑假四姨婆都要到我家小住。尽管她在上海与不少同学和好友经常来往,而最亲近的亲戚只有我们这一家。我们全家对她很敬重,且照顾周到。当然她也感到无拘无束,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。按辈分我父亲是她的外甥,但实际上只小她四岁,又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校友,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,而且每次都是用徽州话交谈。那时我年纪小,听不太懂他们的谈话内容。

四姨婆在复旦大学期间,有时周末我也去看她。当时她住在教授宿舍,记得是日本式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,虽然居室较大,但陈设比较简单,只有几件校方配备的常用家具,更多的是各种书籍。那时我去她家,基本是在每周六下午放学后,或是她亲自来接,或是派学生接,当晚就住她家,周日再回自己家。

四姨婆还请了一位绩溪小同乡照顾生活,她也就十六七岁。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正好四姨婆不在,小同乡拉我进卧室,掀开枕头,从底下拿出一个镀金的心形项链吊坠,打开吊坠盒,发现里面有一张男人的照片,告之是胡适,并说这是四姨婆最宝贵的东西,天天陪伴她。

四姨婆走上讲台是一位博才多学的教授,回到家里是个勤劳能干的普通徽州妇女,她会做家务、针线活。我在她身边也渐渐学会了洗菜、做饭等活计。她爱好文学,每天有空就读书学习、写诗词,解放前就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诗词文章,也常常给我讲古今名著中的故事;她喜欢打桥牌,具有相当的水准,曾教过我几次,可惜我没学会;她带我去复旦大学试验田,看她的试验成果,饶有兴趣地畅谈栽培的小麦和马铃薯等农作物。我从小生长在城市,既不懂农作物,更不知农业劳作的艰辛,好比听天书,不知所云。为不使她扫兴,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赞许。

 

武汉祝寿

 

1950年冬,四姨婆的母亲,即我的曾外祖母八十寿辰,她要去汉口祝寿,征得我父母的同意,带我一同去了武汉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,自然很高兴。我们从上海乘轮船出发,在长江里航行。沿途每经过一个城市,四姨婆都要拉着我走上甲板,扶着栏杆远望,跟我讲每一个城市的沿革、人文历史及名胜古迹。她对每一个城市都非常了解,说起来如数家珍,娓娓动听。我那时十四岁,就觉得她学识渊博,懂的东西多。从上海去武汉的轮船是溯江而上,船行速度慢,航行了整整三天。但一路上与四姨婆在一起,听她讲故事,饱览途中景色,也不觉得寂寞。到了武汉以后,我见到了寿高八十的曾外祖母,此时她已双目失明,卧床不起。

在武汉,我们住在四姨婆的哥哥曹诚克家中,房间很宽敞,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房,面积有20多平方米,除了满柜子的书,还有各种矿石的样品。曹诚克早年赴美留学7年,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采矿冶金专业硕士学位,在开发有色金属矿产方面功绩卓著。他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务局局长,淮南煤矿矿长,武汉工学院院长,北洋大学、南开大学教授。解放后在武汉任中南区有色金属管理局总工程师,后长期患病,瘫痪在床,20世纪60年代病故。四姨婆与哥哥的感情特别好。她后来曾对我讲,自己赴美留学得到了哥哥和胡适的鼓励资助,回国后,婚姻和事业皆不顺,一度上峨眉山带发修行,又是哥哥亲自前往,苦劝她下山重返教学岗位。

在曹诚克及家人的陪同下,我们前往曹家开设的师竹友梅馆旧址、汉口前花楼瑞馨泰茶叶店和地处武昌的胡开文笔墨店参观,游览了武汉的名胜古迹,品尝了当地的名菜佳肴。武汉之行使我大开眼界,增长了不少见识。

 

沈阳创业

 

在我的记忆中,四姨婆的身体一直不太好。她有肚子疼的毛病,发作起来很厉害,有时一天发病几次。每次都是喝下一杯热牛奶,用热水袋敷肚子,待打出几个嗝后,疼痛才慢慢缓解。四姨婆平时生活非常节约,省吃俭用,牛奶是她最高级的营养品。

1952年,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。教育部决定复旦大学农学院除茶叶专修科外全部迁到沈阳,与东北农学院的部分专业合并成立沈阳农学院。本来根据四姨婆的身体情况可以得到留校照顾,但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,毅然服从组织安排,告别久居的上海,随院北上,到气候严寒、生活条件艰苦的沈阳创业。

在沈阳,有的教授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和环境,允许调回上海。而体质薄弱的四姨婆意志坚定,克服困难,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,结合教学内容开展马铃薯的选种、栽培研究,并获得成功。1954年,她在试验田里播种的马铃薯亩产达到2163公斤,而当时传统种植的马铃薯平均亩产仅为605公斤。鉴于她突出的政治表现和优异的工作成绩,1956年当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。

四姨婆一生坎坷,爱情婚姻又不顺。虽有才华,却未能很好施展,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,心情抑郁寡欢。而我家兄弟姐妹多,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浓厚,只管我吃饱穿暖,不冻不饿,至于其他方面很少得到温暖与关爱。四姨婆见我文静、遇事不争,比较讨人喜欢,就跟我亲近起来,甚至想带我去沈阳读书上学,与她生活在一起,互相有个照顾。那会儿,我虽在家里是个可有可无的人,可真要离开家时,却又舍不得,最终没有跟她去沈阳。

 

春节相聚

 

1955年,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外语学院(现黑龙江大学外语系)。哈尔滨距沈阳比上海近,每当假期不回家或回上海路过时,我就去沈阳看望四姨婆。每次相见我们祖孙俩备感亲切,有说不完的话,叙不尽的情,假期结束返回哈尔滨时,总觉得还没待够。在这个时期,四姨婆教我如何做衣服,亲手替我裁剪,手把手教我缝纫,为我制成一套睡衣。

 

  图1   1965年春节,胡恩金与陈德宏在沈阳农学院教师宿舍楼前合影,曹诚英就住在楼房的二层。

 

 

图2  曹诚英在沈阳农学院教室宿舍内阅读报刊。

 

 

图3   1956年春节,曹诚英与胡恩金合影。

 

 

图4   1956年春节,曹诚英和亲人、学生们合影。

 

  

图5   1956年春节,曹诚英与胡恩金、陈德宏合影。

 

 

1956年寒假,我和男朋友陈德宏去沈阳与四姨婆一起过春节。沈阳农学院的家属宿舍分甲、乙、丙三种,四姨婆住的甲种最好(图1),是一幢小楼,楼的周边是花园,门前有一小块地,种了一些植物。她房间的席梦思床、两用沙发和写字台的座椅都是从上海带来的,略显陈旧,书架上的书也不多(图2)。

那可真是一个难忘的快乐节日。四姨婆家里特别热闹,不仅有沈阳农学院的师生,还有从上海来的学生,带着爱人孩子,约好了一起过年。那天四姨婆穿了一件自己裁剪缝纫的藏蓝色士林布中式上装,流露出喜悦的神情,我穿了一件花布短棉袄紧紧靠着她(图3)。中午吃饭时,四姨婆风趣地说:“我这里是个祖孙三代,子孙满堂,其乐融融的大家庭!”饭后,大家在楼前合影(图4),我、陈德宏和四姨婆也单独合影留念(图5)。

1958年,四姨婆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,仍住在沈阳农学院,并不遗余力地关爱莘莘学子。

1959年2月,我回上海过年,中途下车去沈阳看四姨婆。她得知我准备毕业后结婚,就送给我一张价值24元的全年邮政有奖储蓄单,作为结婚礼物。同年,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,结婚时用四姨婆送的钱为自己买了嫁妆——一件天蓝色的上衣,一条藏蓝色的裙子,一双天蓝色的皮鞋。

 

图6   1962年3月3日,沈阳农学院师生庆祝曹诚英六十岁生日。

 

图7   图6的背面,为曹诚英的笔迹。

1962年,恰逢四姨婆六十周岁生日。她写信告诉我,学院农学系的师生们为她精心组织了祝寿活动,张克威院长亲自祝酒。随信还寄来了照片(图6),背面写着参加生日家宴的人员名单,时间是1962年3月3日(图7)。四姨婆在信中感言:“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隆重的一个生日。”

 

“文革”相助

 

1964年,我回上海探亲,得知四姨婆也在上海,住在她同学家。我就和哥哥一起去看望,四姨婆告诫我们要接受批评教育,好好改造自己。哪想,这竟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我上海的家遭到了厄运。六十岁的父亲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,判了15年徒刑,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。

父亲被抓去劳改后,家里断了经济来源,原来住的一栋西班牙式三层小洋楼,除了一层的一间客堂间和亭子间,都被强制收回。大弟弟结婚后住了亭子间,祖母、继母和弟弟妹妹只能挤在客堂间里。

继母曾告诉我,在我家遭难后,四姨婆给了家里很大帮助。因为我家原来的楼房里又搬进了三户人家,那时电费是按人头均摊,邻居之间常因电费闹矛盾。为缓解紧张关系,要每户自装一个电表。可是我家根本拿不出70多块钱的安装费。四姨婆知道后就替我家出了这笔钱。此外,她平时在生活上还经常接济继母。

由于四姨婆曾同所谓的“大战犯”“反动文人”胡适有过一段恋情,在“文革”中深受折磨。而她和学生在一起的“革命家庭”被诬蔑为“资产阶级大家庭”,定性为“反动组织”,四姨婆是“黑家长”,被无休止地批斗,逼着交代问题,使她的病体雪上加霜。

1969年,四姨婆离开沈阳,孤身一人回到绩溪县城居住。由于身患多种疾病,她需要去上海的大医院就医,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绩溪两地。临终前,四姨婆又去上海治病,那时我那个上海的家实在没有能力接纳她。在她住院期间,继母和小妹曾到医院探望。每次相见,四姨婆总是深情地回忆起与胡适的一些交往,言语中流露出对胡适的风度和才华的无比钦佩,并坦言所结识的人之中,没有一个能超越胡适。

2005年,我第一次回到绩溪老家,得知四姨婆安葬在家乡,就去瞻仰了她的墓。当我发现墓碑上只有文字,没有遗像,便主动提供了珍藏了半个世纪的照片,出资2000元委托当地村委会和老年协会专门到景德镇制作了陶瓷照片,镶嵌在墓碑上,使她的音容宛在,浩气长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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