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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暂的相聚
发布时间:2016-04-25 来源: 作者:淮淮 浏览: 次 【字体:

    2000年,为了给父亲(陈同生)编一本纪念文集,我整理了母亲留下的旧相册和父亲留下的残稿。旧相册中有些照片下面,有母亲按照自己的记忆写下的时间、地点和人名,有些则没有。
    由于这些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文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的,我只能按照母亲的只言片语,慢慢地追忆这些照片中的往事。
    为了辨认照片上的人,我把所有的照片都复制了几份,带着到父母的老战友家里,请他们帮着看,以便为照片写下详细的说明文字。这种拜访,令人高兴。那些叔叔阿姨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样子,非常惊喜,会情不自禁地讲述起那些照片拍摄时的故事。每逢拜访结束告别时,我都会把带去的照片留下。
    本文说到的这一张照片很小,只有135相机拍摄的照片底片一样大。照片下面母亲写着“陈同生、刘晓、顾准,1946年1月摄于清江”。
    清江就是江苏淮阴,当时是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。从照片上看,刘晓和父亲的军装颜色和式样不完全一样。刘晓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半了,估计他穿的是八路军的军装,父亲穿的是新四军的军装,顾准穿着一件棉袍子。
    在我看到这张照片以前,早从父亲的老战友口中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刘晓和顾准的名字。我还看过顾准的传记,知道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。虽然我小时候在上海见过他,但是时间太长了,早就不记得了。
    发现这张照片以后,我辗转找到顾准的儿子高粱,请他来辨认一下照片上那个穿长袍的人是不是他父亲。高粱看后说,那个穿长袍的人确实是他的父亲,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。他父亲一辈子也没有留下几张照片。我当即把几张复制好的照片交给高粱,请他转交他的兄弟姐妹。
    这张照片不知是谁拍摄的,但是却记录了刘晓、顾准和我父亲三个人的一次短暂的相聚。

 1946年春,父亲(左)与刘晓(中)、顾准(右)摄于清江。


    刘晓是1944年8月去延安的,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,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。刘晓的大名为大家所熟悉,是因为他当过八年的中国驻苏联的大使。那正是赫鲁晓夫执政的时期,中苏两党展开了大论战。“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”在全国家喻户晓,然而这个驻苏大使却很不好当。但是刘晓的另一个身份却不大为人所知,即他曾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。当年,国民党特务为了抓住“刘晓”可是下了不少功夫。
    顾准是1944年5月到延安的,在中央党校帮助搞了三个月会计工作。由于他精通会计专业和财经工作,和陈云一见如故,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所见略同。顾准是财会方面的专家,陈云很想把他留下,但是刘晓坚决不同意。后来,陈云办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会计干部训练班,请顾准任教,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财政干部。学员都是有会计工作经验的同志,这样的培训对于提高他们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。
    1945年8月,日本投降以后,刘晓和顾准一起从延安来到了苏中,任务是要回到上海去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。他们只是路过,但是华中分局的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曾山同志看中了顾准,一定要留他在苏皖边区政府工作。尽管刘晓不愿意,但是曾山是组织部长,在干部调动的问题上更有发言权。他们从延安到苏中走了几个月,行程两千多里,眼看就要到上海了。刘晓却只能忍痛割爱,让顾准留在了苏中。
    刘晓即将离开苏中前,父亲去看他。两人聊得很畅快。他们想到革命胜利已经越来越临近了,都很兴奋。父亲对刘晓说,你的行李检查了吗?不该带的东西最好别带,上海可不像在这里,路上也可能被搜查。
刘晓说,你要是不放心,就帮我再看一下!也许是因为父亲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到上海从事地下活动,曾是当时在上海的“中央特科”的成员,所以刘晓才会这样说。
    父亲打开刘晓的行李,一件一件仔细看。突然看见一双漂亮的银筷子,觉得奇怪,战争年代怎么还会随身带着这种宝贝?刘晓对父亲说,这是罗(炳辉)师长送的,这么多年一直随身带着。
    父亲拿起来欣赏,发现一根筷子上刻了一个“刘”字,另一根筷子上刻了一个“晓”字。父亲说,你是在延安刻上去的吧?现在要去上海,人家抓你还抓不到,我看你还是把这两个字磨掉吧!哪天被搜查出来,要惹出大麻烦的。
    父亲的话提醒了刘晓。他说,那就送给你吧!以后,父亲的文具盒里就多了一双筷子,行军时他总是自己背着。他曾想等到革命胜利了,把筷子还给刘晓。
    解放初期,大家的工作都很忙。后来,刘晓当了驻苏大使,两人没有了见面的机会。时间长了,筷子的事就被忘了。直到“文革”中,父亲被审查,我们的家也被抄了。父亲担心自己再也无法保存下去了,将那双银筷子交给了罗炳辉师长的儿子。
    曾山把顾准留在苏中当然是要委以重任的,那就是经营“党产”。今天的人听着“党产”这个词可能有点奇怪。事情是这样的,抗战胜利以后,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起下达了国共停战令。此后要成立联合政府,国共两党的活动经费都必须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。
    那时共产党实行的是供给制,党员只有很少的津贴,没有个人收入,缴纳的党费也很少。原来支持中共活动的共产国际已经解散。今后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只有靠自身的经济活动来解决。
   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,华中分局和华中各地的机关纷纷建立起经营性的公司。虽然这类公司和普通的私营公司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,也是以私人名义注册开办的,但是投入的资金却是由各个根据地的政府直接下拨的。公司不仅可以调动相当大的资金,还可以利用地下党的各种关系网进行内外贸的生意。这类经营性公司在中共党内称为“党产”。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严格归党组织所有。由于交易额很大,有些生意还不能走明账,所以经营者不但要有能力,懂经营,而且必须是最忠诚,最值得信赖的人。
    顾准被任命为华中分局的财委委员,参加了华中财委的领导班子。华中财委的其他委员有:汪道涵、陈国栋、孙冶方、李人俊等。经过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批准,华中财委指定顾准统一负责华中分局的“党产”工作,并兼任其中规模最大的利丰棉业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。
    这个利丰棉业公司也是华中分局主管“党产”的总机构。1946年春节后,利丰公司正式开业。开业那天张灯结彩,顾准身穿长袍,接受苏中各方士绅的祝贺。此事汇报到了党中央,延安的新闻机构还专门发了一条消息:“进步绅商创办了一家利丰棉业公司”。
    苏中是产棉区,利丰公司开始是收购棉花,后来扩大到了棉纱和布匹,生意越做越大。不久又利用上海地下党的关系,把生意做到了上海。
    在顾准的指导下,“党产”经营十分红火,继而又开了淮通盐号,专做苏北到上海的盐业和土产生意。接着一家一家公司开起来,鸿济外贸公司、大成贸易公司、上海经济办事处……
    最令人感叹的是,这些经营“党产”的大老板,虽说在外人眼中个个腰缠万贯,却将所获利润全部上交。为了省几个钱,他们自己在家里过着清苦的生活。顾准的克己奉公更是有口皆碑。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,一切为了党的事业,绝不掺杂半点个人私心。父亲说,他们真是对得起天地鬼神啊!
    可是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在自己的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受尽磨难,他两次被打成“右派”,“文革”中,妻子自杀,儿女和他划清界限。弥留之际,只有弟弟陈敏之和忠实的弟子吴敬琏等极少的几个人,送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。
    我的父亲在顾准去世之前的1968年1月就已经死在了隔离审查中,那个地方也就是他原来工作的办公楼,直到1978年7月才得到平反。
    在平反昭雪大会召开的那天,亲人、战友和那些敬重他的晚辈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作为家属的我们站在灵堂里和来宾握手的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之久,事后有人统计,那天来了1200多人,花圈就送了800多个。
    我们并没有通知这么多人,很多人是听到消息以后临时赶来的。最让我感动的是,刘晓同志不顾病残的身体,由两个警卫员扶着(其实是架着他,他已经站不住了)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。
    在十年浩劫中,这位曾经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,睿智潇洒的外交家,受尽非人折磨和摧残。他变得目光呆滞,行动不便,连话都讲不清楚,但仍然坚持要来参加大会,谁也劝不住。我在感到难过的同时,也明白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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