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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农兵学员时代的留学经历
发布时间:2015-01-05 来源:98辑 作者:弗朗西斯卡 白夏口述 邢小群整理 浏览: 次 【字体:


弗朗西斯卡

    我是意大利罗马人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意大利南方不算发达,上大学的人并不多。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,爸爸是大学老师,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员。1968年 “布拉格之春”时,他反对苏联入侵,被意大利共产党除名,于是他和别人创立了一个左派小党,属于“极左派”。
  我喜欢外语,想学父亲从事翻译工作。考上罗马大学后,先学俄语,感到太难,不喜欢,后来又学中文。那是1973年,意大利学中文的人很少,只有威尼斯、那波里和罗马有中文系。我们的老师算是汉学家,但他们只研究中国的古文,不会普通话。我上高中时,课外上一所私立学校,一周有两个晚上学中文,学了一年,又在罗马大学学了一年中文。我们的汉语教授对当代中国不感兴趣,只有年轻的讲师对新中国有兴趣,但他们没有机会到中国大陆,有一个去过香港,有一个去过台湾。当时意大利对中国了解很少,罗马只有一家中国餐馆。法国的中国人多一些,有不少人到过中国,我们用的是法国人编的教科书。
 
 
弗朗西斯卡和毛纺厂师傅合影

  1970年11月6日,意大利和中国建交。后来决定每年互派十二名留学生。1975年,意大利只有十一人申请到中国留学。所以我一申请,就得到了奖学金。
  到中国之前,我去过欧洲一些国家。1975年9月我来到中国北京语言学院,当时二十二岁,对中国非常好奇。到北京后,很快就是十月一日国庆节。9月30日先参加语言学院的联欢会,老师、同学表演的节日比较简单,大概觉得我们汉语水平低,他们演的节目如同幼儿园的水平。后来又收到一个请柬,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游园联欢会。学院派车一起去,看了舞蹈、杂技和好多节目。在公园里,中国人表情很严肃,没有国庆节那种热烈的气氛。看我们的眼光也很奇怪,就像到了动物园,我们看他们,他们看我们。10月2日我自己又去了一次中山公园,表演的舞台拆了。感到人们的表情比前一天放松很多。头一天饭馆里人很少,第二天人很多,吃饭时,也没有人对我们感到好奇。后来我才明白,十月一日那天游园活动,有中国领导人在场,去游园的人都是单位组织的,不能很随便。随后,学校也组织我们参观过故宫、颐和园和工厂、农村。
  我很喜欢北京,也喜欢出外旅行,虽然路并不好,我不觉得中国很落后,因为罗马也比较脏。我崇尚简单生活,感到需要的东西中国都有。也许因为我那时很革命,不喜欢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物质生活。比如,我家在意大利算是有钱的人家,但我出去旅行,从不向家里要钱,多是搭顺风车。吃住都是选择最简单、最便宜的。我不信教,中国没有教会,我也觉得很好。我来的目的就是想学习政治,了解毛泽东的革命。有一天我骑自行车转胡同,要进一个图书馆,把门的人说,今天不开,请你明天再来。我虽然不明白,但也很谨慎,中国人不让我进去,我就不进去了。
 
 
1975年国庆节,弗朗西斯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拍摄的文艺表演

  我原以为中国人很革命,到中国发现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革命。外表看,中国人普普通通,和我们没什么两样。
  语言学院有两个食堂,一个西餐,一个中餐。我坚持在中餐厅吃饭,一是为了接触中国人,二是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中餐,粗粮窝头,我也很喜欢吃。给妈妈写信说,中餐特别好吃!我喜欢甜食,开始,我让妈妈给我寄饼干、巧克力。两个星期以后发现,我喜欢吃的饼干、巧克力和酸奶都有。那时罗马的普通人也不富,我不觉得在中国生活很苦。但我的一个留学生同学就表示,北京太脏,不想出去。
  我们两人一间宿舍。两个床,两张小桌子,两个柜子,都是外国人,住宿地方没有中国人。所以只有吃中餐时,可以和中国人有些接触。我觉得很不够,经常自己出去乱逛。当时语言学院门口只有331路,到新街口、平安里,汽车比较少。我买了一辆自行车,可以自己进城,还可以到学校周边的郊区农村转一转。
  中国方面给我们每月一百二十元生活费,吃饭自己买饭票,住宿、学费不收钱,课本学校免费发给。只发给我们布票,不发粮票。我们到饭馆吃饭,人家也不收粮票。我的钱买邮票用去很多,我给父母分别写信,因为他们已经离婚,还要给男朋友写信。我有时用钱买其他留学生不用的布票。意大利不生产棉花,在那边,布料很贵。我喜欢布衣服,喜欢中式女装,就买来花布,让北京的裁缝给我做。花钱最多的地方,是自己到中国其他地方旅行。
  学汉语只是工具,不是目的。我对中国革命感兴趣,就主动和各种人交谈,问各种问题,但中国人回答问题很谨慎,也很简单。尽管如此,我的语言还是提高很快,赶上了水平高的同学。第二年一、二月,从我们留学生当中选一部分学生去辽宁大学学文学,我被选上了。
 
 

 
弗朗西斯卡当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

  到了沈阳,情况变了许多。辽宁大学是第一次接收留学生。我们这批留学生,有两个来自意大利,六个来自法国,一个来自瑞士,两个来自澳大利亚,后来又有了日本人。我们专门有一座楼,住宿、吃饭、上课、体育活动、购物、跳舞都在这座楼里。他们不希望我们出去。我们想出去,校方说,这里面不是什么都有吗?每个房间住三个人,其中派来一名中国学生,和我们一起住,但不和我们一起上课。同屋的中国人也不怎么和我说话。我们在这个学校是来学习中国当代文学。我还留着课程表。老师到我们的楼里,专门给我们上课。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来自部队的中国学生,他爱和我们一起喝咖啡,有一些交流。他告诉我们,红卫兵大串联时,可以不买火车票,等等。还有一个大学老师的孩子,也愿意和我们交往。
  我很愿意参加开门办学。本来要安排去工厂一次,去农村一次。我在语言学院时去的是五道口的毛纺厂,工作是用小镊子检查、修理白布上的小瑕疵。去这个工厂劳动了十天。到了沈阳又去机械厂,学习做磨工,机器一会儿开,一会儿关。两次都去了工厂,没有去农村。我们要求同吃同住同劳动,沈阳方面不同意。我们说,在北京开门办学时,都是和工人师傅一起吃饭。我们和他们争论:毛主席说要同吃同住同劳动,工人师傅也欢迎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。后来我们三个留学生与工人“同吃”成功了,“同住”却未如愿。我与白夏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。我们一起参加开门办学,假期一起到外地旅行,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。比较起来,北京对我们的管理松一些,沈阳比较严格,到什么地方都得请示。出去到饭馆吃饭,围观的人很多,有时还有警察来干预。
  在中国期间,我还参加了三次遗体告别,第一次是康生,第二次是周恩来,第三次是朱德。康生遗体告别好像只有他的家人,气氛和周恩来差别很大。周恩来的遗体告别,那些人哭啊,哭得不得了。我有一中国同学,做过空姐,学习不好,喜欢玩。周恩来去世,她每天都哭啊,哭啊,我觉得很奇怪。
  1976年9月我的留学结束,回到罗马,又跟一个从中国派到罗马的老师学了一年中文才毕业。后来,我又获得了一个到布拉格学习三个月的奖学金。布拉格的中文书籍、报刊特别丰富。据说,“文革”中布拉格有个汉学家从中国运去了很多书籍、报刊杂志。我在布拉格阅读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杂志。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《五四时代的中国妇女》。后来我为了写博士论文,又去过巴黎,因为有了孩子,没有完成论文。以后的工作主要从事翻译。

白 夏

  我是法国人。巴黎政治学院东方社会科学院博士。1967年开始在法国学中文。我们的老师,有在中国留过学的法国人,有1949年以后离开中国的中国学者,也有1969年以后由官方派到法国的中国人。比如,有一个湖南人,他的普通话真难懂。我1973年大学毕业,又去美国作博士论文,还到缅甸工作了一年半。回来后找工作困难,我就申请了中法留学生交流。当时法国每年有二十五个去中国的名额。1975年我得到去中国交流的机会,是法国第三批派到中国的留学生。但这时,我已经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院工作,二十六岁了,我曾考虑是否放弃。我们所长说,你可以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人,到中国去学习,这边发工资,那边享受奖学金,何乐而不为?
  我以前就对中国感兴趣,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19世纪旧金山华侨问题。我对中国革命也感兴趣,关心“文革”,开始非常支持,喜欢造反有理,以为是真正的革命。后来感觉不那么好了:革委会的成立,自发的运动没有了,官僚阶层重新收回权力。对毛泽东原来也很崇拜,我观察那些造反组织,都听毛泽东的话,造反的自主性没有了,我就有了看法:觉得中国的革命,不那么理想,有问题了。这时到中国,知道不会太自由了,我更希望从基层观察社会。
  到了中国,我还是感到惊讶,感到和缅甸不同。在缅甸,可以找各种人交谈,比较随便,还可以到他们的家里拜访。比如,我到过一个摆渡人家里聊天。到了中国,就不同了。接触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,说的都是套话,也不可能到中国人的家里做客。在语言学院,没有办法交到真正的朋友。只有一个人交流多一些,他是法语教师,徐悲鸿的儿子。他和我说了一些事情,讲五七干校的情况。因为他愿意找法国学生聊法国,我愿意听他讲中国。
 
 
白夏和同学在北京

 
白夏到农村参观

  我也参加了开门办学,其实是走马观花,半天在这个生产队,半天到那个生产队,无法跟农民交谈。另外,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很难懂。其次就是听报告,要么是忆苦思甜,要么是中国官员向外国人做介绍,感到很沉闷。
  那时,干部们老对我们说:“你们不会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,太穷,太土。”我听了非常反感。此前,我去过缅甸、印度、墨西哥,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。我们出外旅行总是坐硬座、三等舱之类,没有什么苦不能受。而中国官方总想把我们和中国人隔离,我很不喜欢。在中国,我不能一个人到农村。有一次我到附近的农村生产队,被当作特务,带到办公室询问了两个小时。后来他们给学校打电话,学校把我们接了回去。在这期间我们遇到邓小平下台,反击右倾翻案风。在清华看到过大字报。这时的大字报都是布置好的,已经不是“文革”初期的那种。
  从北京语言学院到辽宁大学,我在中国当了一年工农兵学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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